“敌人增兵葫芦岛，我们攻打锦州确实带有些冒险性，不过主席早在今年二月份就要求我们夺取锦州，封闭东北大门，促成全国战局大的变化，要说冒险的话，我看这个险值得冒。在这种紧要关头，应当义无反顾。”

　　范汉杰率10万国军据守的锦州城为何在总攻打响后会迅速被我军攻克？其实，真正促使这一“变局”加速出现的关键，恰恰出在国军锦州守将范汉杰和他的调兵遣将操作上。

　　1948年初，曾先后担任国军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的黄埔一期“老大哥”范汉杰被老蒋派往东北出任“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一来承担华北与东北两大战区接合部的联系，二来尝试打通和恢复锦沈一带的交通线，维持地区生产秩序。

　　同一时期，为范汉杰腾挪位置的原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6兵团司令官孙渡被老蒋调往热河任省主席。按理说，战时这种人事更替和调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况“滇军元老”孙渡在东北任上也是抱着事不关己的“养老”心态来面对大小战事，属于可有可无的角色。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调离岗位后留下的第6兵团却并不安分。

　　孙渡调离后，第6兵团由滇军将领卢浚泉接任司令官一职。兵团总共下辖8个师，其中4个师为新8军整编部队，而战斗力最强的4个师均来自滇军系统。

　　这些人原本就对老蒋抗战胜利后发动的“昆明倒龙事件”以及随后将滇军陆续调入东北战场的行为愤懑不平，加之此前杜聿明在东北时对滇军分化使用并促使184师师长潘朔端阵前起义的往事历历在目，滇军上下厌战情绪早已展露无遗。

　　当然，除了内部积怨已久带来的人心涣散之外，范汉杰主观判断的失误是促成锦州迅速被我军攻克的直接且关键原因。

　　早在辽沈战役之前，东野确定的首个攻击目标并非锦州，而是位于锦沈之间，被我军围困长达半年之久的长春。在林总看来，一者南下长驱直入、直取锦州会面临战线和补给线过长的风险隐患，缺少足够的把握；二者就近攻打长春则有效避免上述劣势，且能够在实战中积累和提升我军攻坚能力，如果卫立煌发兵救援，也正好可以借机围城打援。

　　只是，东野攻击长春的战斗进展却并没有预想中那样顺利，但也恰恰由此向范汉杰在内的许多东北国军将领传递出一个错误信号：东野的战略决战方向是沿锦沈线由东向西平行推进。

　　当然，除了基于东野围困和进攻长春的现实操作而生出这种判断外，范汉杰侥幸的认为锦州凭借临近关内以及背靠海上运输的优势，随时能获得支援；而东野在炮火和攻坚上的“短板”且不谈，仅从北满至辽西长驱南下面临的交通补给问题也足以使之很快陷入困境。

　　具体来讲，就是将第54军和新5军两支机动作战部队布置在秦皇岛和葫芦岛上，与锦州互为犄角之势，一旦东野切断华北和东北的联系，单纯指望华北的傅作义出兵救援肯定是不现实的，到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两个军会同其他援军一起，由海路出发支援锦州，形成以锦州为诱饵的“中心开花”局面。

　　应该说，这一战略部署本身并没有什么欠妥之处，但范汉杰本人却忽略了最为核心关键的一点，即东野南下攻打锦州的决心。换句话说，他既没有料到东野会朝着和自己预想偏差最大的攻锦作战方案发力，更没有料到对方在锦州城外和塔山一线的部队投入量和作战强度，由此可见，范汉杰所谓的“中心开花”战术显得该有多么“天真”。